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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春波散文道不尽的地瓜情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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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民俗散文

道不尽的地瓜情

文/李春波

介绍做香油的时候,顺便提到用地瓜蘸着麻固酱吃,那是凝固在我童年舌尖上的香甜记忆,每每想起,都会直流口水。

我是吃着地瓜长大的,得蒙地瓜厚恩久矣,特撰此文,以表达我对地瓜铭感不忘的情怀。

南方说的地瓜,是一种被当作水果或蔬菜的食物,外观呈疙里疙瘩的陀螺状,剥皮以后,肉质纯白,咬起来脆生生的,有淡淡的泥土味和中药清香味,可以凉拌和炒食。

我说的地瓜,与这个不是同一种食物。又名红薯、白薯、番薯、甘薯,等等。按栽种和收获的季节不同,分为“芽瓜”和“莳瓜”两大类。

芽瓜,是春季栽的地瓜,中秋以后即可收获,煮熟了,面度特高,吃的时候噎得慌。我经常在碗里用筷子把它戳嗒碎了,舀上一勺子热水,边吃边喝,甜滋滋的,很好下咽。假如餐桌上有麻固酱,我会狠狠地掘一筷子,抹在面嘟嘟的地瓜上,咬一口,甜里透着香,香中带着甜,一次享用,回味无穷,无论岁月的水流如何湍急,都无法将那种香甜的记忆冲散。

莳瓜,是夏季麦收以后栽的地瓜,面度较低,水分含量较高,经过冬季的储藏,水分有所蒸发,糖分占比相对增高,不管是煮着吃,还是烤着吃,既甜又软,土话说“很儾”(nǎng)。这种很儾的地瓜,要趁热吃,越热越甜。因其太热,我总是不自觉地用两只手来回倒腾着降温,然后将一头儿的蒂把掐掉,剥掉外皮以后,就会看到金黄色的瓤儿。这时,我往往都会撮起嘴巴吹一吹,试探着轻轻地咬一小口,一边吸着冷气,一边快嚼。我知道,嚼得慢了,烫腮帮子又烫牙,咽得急了,食道受不了。一不小心,一些如糖似蜜的地瓜油儿,就会顺着地瓜皮的裂缝处流出来,滴在身上很麻烦,黏在手上很遗憾,我必须全神贯注地享用它。

地瓜,不仅好吃,而且营养价值很高,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等,具有润肠通便、增强免疫力、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功效。

有人为了证明吃地瓜的好处,便从历史名人那儿抠搜出一条证据,说李时珍先生曾把地瓜列为“长寿食品”。但我从有关资料中得知,地瓜传入我们中国那一年,恰好是李时珍先生辞世的那一年,他老人家是否作过那样的评判,我对其真实性存疑。

地瓜是好东西,毋庸置疑,但在20世纪中后叶,以地瓜为主食的人们普遍被认为,那是贫穷的代名词,能常年吃上白面馒头,才叫真正地出人头地。很多人以不吃地瓜为梦想,发奋努力,走出农村,极力跻身于吃白面馒头的城市人行列。直到现在,偶尔还能听到七十岁左右的人说,当年正是想改变吃地瓜的命运,才拼命考上大学的,才下决心从农村出来当兵、当工人的。

以我看,这些人不是对地瓜有意见,而是对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身份地位心怀不满。

我父亲从来不嫌弃地瓜,他经常教诲我们:“想想忍饿那几年,能有地瓜吃,能吃上地瓜干,就很不错了!”他说的“忍饿那几年”,特指年前后闹饥荒的那三年。

我父亲认为,这辈子能有地瓜和地瓜干填饱肚子,就很知足了,别的都是异想天开。谁若浪费一粒粮食、一块地瓜干,都会遭到他的严厉斥责。我们在一起吃饭,只可以把地瓜的烂疤和蒂把儿掐下来,谁若剥掉地瓜皮,他就跟谁瞪眼,骂其为伤天害理的败家子。

难道他就没吃够地瓜和瓜干吗?实话实说,他也知道白面馒头比地瓜和瓜干更好吃,但他有自知之明,知道命里没有,从来不敢强求。

说起地瓜,我总会下意识地去抚摸童年心灵上的苦涩印记。

年,我才5岁,主要依赖树叶、谷糠、玉米核、茅草根、花生皮等维持生命。缺乏营养,导致虚肿,能勉强活下来,算我命大。

当时,邻居有个光棍汉,名叫刘元清,在家排行老二,我叫他二叔,他跟我父亲很要好,两家走动得也很勤。那一年,他得了一场病,下肢瘫痪了,他时常在身子底下绑上一只蒲团,两只手各握着一只巴掌大的小板凳,支撑着身子,到我家来串门。好几次,他一到我家门口,就叫我的名字。我一听他来了,就赶紧跑到门口迎接他。我把他扶在炕沿上坐稳之后,他就把一只皴裂的黑手伸进棉衣大襟里,摸出几块煮熟的地瓜干,很慈爱地笑着递给我:“囔,吃了吧!”

看到地瓜干,我就馋得直流口水。刚要伸手去接,又不好意思地把手缩了回来。我知道,公社供应给他的那点点地瓜干,他自己不舍得吃,都当作稀罕礼物送给我了。

母亲见我又馋又羞的样子,就趁机进行知恩图报的道德教育:“拿着吧,别馋犟了!吃完了,可得好好想想,等你长大了,能挣钱了,别忘了你二叔。听清了没有?”

我接到手里,不舍得急三火四地吃掉,只是轻轻地咬一点点,然后细嚼慢咽。我有个体会:嚼得时间长一点,咽得慢一点,蜜甜的味道就会在整个口腔弥漫开来,直至渗透全身。正如俗话所说的那样:饿了吃糠甜如蜜,饱了吃蜜也不甜。

为了吃块生地瓜干,我还遭遇过一次难以忘怀的尴尬呢!

那是一个漫长的冬夜,我饿得肚子叽里咕噜地响,躺在被窝里,翻来覆去总也睡不着。越睡不着,就越想小便;越想小便,越是睡不着。干脆从热乎乎的被窝里爬出来,光着脚丫,从炕上跳了下去。到了当门,在黑洞洞的空间里,摸索着找到了尿罐,迅速把小便的问题解决了,但肚子饿的问题并没得到解决。

突然,我想起家里还有几斤地瓜干,是公社刚发的救济粮,母亲不舍得让我们一顿吃光,装在一个小面布袋里,藏在空落落的大瓮里。大瓮上面还盖了一个大盖顶,盖顶上又压了好几个曾经盛面的大泥罐。要掀开这个大盖顶,明知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,但是,人饿了要吃饭,如同狗急了要跳墙一样,求生的本能,给了我巨大的胆量和无穷的力量。

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大瓮,两手一使劲,掀开了一道缝儿。我翘着脚丫儿,左手托着盖顶,右手伸进大瓮,在瓮里划拉了一圈儿,竟然啥也没够着。瓮太大,里边的东西太少,我的小胳膊太短,尺寸不达标啊!我无奈地把胳膊从里边抽出来,一动脑筋,想出了一个办法,摸索着找了一把勺子,把勺子探进大瓮,向里舀去。咦,成功了!

正在我得意地、悄悄地向外捞取胜利果实的时候,父亲从被窝探出半个身子,从里屋大喝一声:“谁?!”这一声喝问,像炸雷一般,惊天动地!那一霎那,我感觉家里的门窗都在抖动,房梁上的尘垢都在扑噜扑噜地掉落。

作贼心虚的我,听见这一声大喊,便哇地一声,扔掉手里的勺子和地瓜干,不顾一切地从黑暗的当门,两步冲进睡觉的屋子里。一冻二饿三惊吓,浑身哆嗦着,哭都哭不成一堆了。

父母没有点灯,也能感觉到把我吓得不轻,就很痛爱地问我:“你在下边捣鼓什么?”我吱吱呜呜,光顾哭了,哪敢跟他们讲实话呀!就这样,饥寒交迫的我,不知那个后半夜是怎么熬过来的。

在那个年代,能吃上一顿地瓜或者地瓜干,无疑是奢侈的盛宴;地瓜的附属物——地瓜蔓、地瓜根、地瓜皮、地瓜叶,倒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主要食物。我这条小命儿,就是那些东西维持下来的。

有一次,母亲从一只大蜡条蒌子里挖出了两瓢地瓜叶,倒在簸箕里,往外拣草屑。地瓜叶是上年秋季从地瓜沟里打扫起来的,用滚子压碎,像卷烟用的烟末,黑黄色的。

我也凑过去,蹲在一旁,学着母亲的样子往外拣草,满怀憧憬地对她说:“咱要是能盛上这么一簸箕地瓜干,往锅里一倒,煮熟了,满伙家子吃上一顿,那才好嘞!”

母亲说:“等着吧,你长大了,自己挣;闯好了,大黄饼子、大饽饽都会按顿吃。”

这个美好愿望,不久就变成了现实。三年大饥荒过后,地瓜或地瓜干不仅可以整顿吃,而且还经常变着花样吃。母亲把地瓜干碾成粉末,和成面,擀了面条,用韭菜和嘎拉打卤子,照样撑得我肚子滚圆滚圆的。母亲用地瓜面蒸菜包子,黑不溜湫的,但我吃起来,仍有改善伙食的感觉。母亲还把瓜干煮熟了,用石碾压粘了,团弄起来,再用地瓜面做皮子,把这个团子包起来,蒸熟以后,黑黑的,圆圆的,跟运动员扔的大铅球一模一样,俺那儿称之为“瓜干饽饽”。

我读高中的时候,每个星期一的早晨,母亲就用包袱给我包上一嘟噜瓜干饽饽,让我带到学校去吃。我在学校一住就是一个星期,开始那几天没事,到周五、周六的时候,就丝闹了,我用两手一掰,向外一拉,能拉出很细很长的像蜘蛛网那样的丝线。每咬一口,满嘴里都是黏黏糊糊、酸不啦叽的感觉,但也得皱着眉头,强行下咽。扔掉它,当然不舍得,那是我的口粮啊!

时光像流星一样,歘地一下子飞过了六十多年,以地瓜或瓜干为主食的日子,早就成了过往,但刻在我骨子里的地瓜和地瓜干印记,依然清晰而闪亮,岁月愈久,感触越深,至今也无法把它格式化。

据说,地瓜是公元年传入中国的。如此算来,我出生的那一年,先人们栽种地瓜已有年的历史了。

地瓜,原产于美洲,被西班牙人带到了菲律宾。菲律宾人把它当成了国宝,严禁出口。当时,中国有一个名叫陈振龙的福建商人,在明朝万历年间,历经磨难,把地瓜从菲律宾引了进来。

第一次,他把地瓜藏在箱子底下,结果在过海关的时候,被查出来,没收了,他被严厉地批评教育了一番。

后来,他把地瓜编在藤篮里面,自以为万无一失,结果又被查了出来,除了被罚款之外,他还差点儿被关进大牢。因为这是第二次了,属于明知故犯。

陈振龙还是不甘罢休。第三次,他偷偷地把地瓜蔓子编织在船上的绳子当中,这才蒙混过关,把蔓子带到了福建的福州。

当时,福建正在闹旱灾,陈振龙赶紧上报官府,建议推广地瓜的种植。从此,地瓜就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了。

17世纪初,居住在上海的科学家徐光启,得知福建种植的地瓜是救荒的好作物,便从福建引种到上海,随后便在江苏乃至更为广阔的区域传播开来,养活了无数的中国人,地瓜也慢慢地成为中国很多人的主要食物来源。清代黄化鲤在《咏地瓜》诗中赞曰:“自从海外传嘉植,功用而今六谷争。”

在这里,我恳请至今还在享用地瓜的中国同胞们,能在脑海的存储器里,满怀深情地输入三个汉字——陈振龙!如果没有他的执著和智慧,我们中国同胞,哪会在多年前就与地瓜结下了不解之缘呢!

曾经作为主要农作物的地瓜,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,种植面积大大减少,老百姓的饮食结构也陆续发生了变化,农民曾经向往的大米、白面成了主食,地瓜以及与地瓜相关的食物,却在不知不觉中退居二线。后来,因其缺者为贵,地瓜竟然又悄悄地成了人们的奢侈食品!现在,从地摊上买一斤烤地瓜,至少得花五六块钱。

年寒假期间,我回老家,说起济南街头卖的烤地瓜一角钱一斤,我的一个堂兄愣是不信:“不就是个烤地瓜嘛,怎么会那么贵呢!”

从人民币的购买力来看,那时候的一角钱,折合为四十年以后的十块元没问题;四十年以后,一斤烤地瓜卖五六块钱,就显得很便宜了,所以人们花五六块钱买一斤地瓜,毫不犹豫。

绝大多数人吃过地瓜,但地瓜是怎么种出来的,知道的人却越来越少。怎么培育地瓜芽子,怎么打地瓜埂,怎么耧地瓜埂,怎么栽、怎么锄、怎么翻、怎么刨、怎么切、怎么存、怎么煮,现在那些吃地瓜的人,多数并不知晓。

围绕地瓜这个话题,我自以为还是有点发言权的,于是,说地瓜,道地瓜,便成了本文的主旨。如果您对地瓜确实感兴趣,那就跟着我,沿着地瓜的生命轨迹,来一次轻松惬意的探幽之旅吧。

也许,有的年轻人会说:用大姜种大姜,用大蒜种大蒜,用芋头种芋头,用土豆种土豆,肯定也是用地瓜种地瓜。

直接用地瓜做种子,种出来的叫“窝瓜”,淀粉含量很高,特别适合切片晒瓜干。但是,俺那儿仅仅种了很少几年就放弃了,主要是从成本角度考虑的。更多的还是用芽子栽地瓜。用芽子栽地瓜,成本大大降低。

春季,用地瓜育苗后栽的叫“芽瓜”,立夏前后栽种,中秋以后收获。每年八月初一那天,父亲就让我到自留地去刨个三五墩,名为“开沟”。我抗着镢头,撅着筐子,乘兴而去,满载而归,一种隆重的仪式感溢满心头。

麦收以后栽的叫“莳瓜”,是从芽瓜蔓子上剪下来栽种的,霜降前后才能收获。“莳”字,与“时”同音同调,是禾苗移植或栽种的意思。

栽芽瓜,需要先育苗。当时,育苗的方式仅有两种,一种是温床育苗,一种是园畦育苗。

每年春分前后,每个生产队都会搭建一个大火炕。大火炕的样子,酷似长途运输的大拖盘汽车。在火炕的一头,挖个深坑,在火炕底下垒个炉灶,以便生火烧炭为地瓜种子供暖。在火炕的另一头,留出两个烟囱,以供冒烟。

把地瓜种子从地窖里抬出来,密密麻麻地竖着排满火炕,然后将潮湿细软的黄沙覆盖其上,遮上一层厚厚的草苫,安排专人负责看守炉火,定时加炭,控制温度在二三十度,并根据需要适时喷洒清水。

合适的温度和湿度一旦具备,地瓜种子就明确了自己的使命,无不春情萌动起来,大约五六天的工夫,下头便扎了根须,体内精华便孕育出了紫红色的嫩芽,陆续从黄沙里冒出来,争先恐后地接受春风的抚慰和暖阳的沐浴,半月二十天,地瓜芽子就能长到一拃多高。

谷雨时节,芽子脱离母体、独立生长的条件也具备了,生产队长就会安排专人,第一茬先把那些长得又高又壮的芽子拔出来,排兵布阵,当天下午就把这些芽子栽到地里去。

社员自家,都有自留地,每年也要栽地瓜,如不舍得花钱到集市去购买,就得自家育苗。有的人家,在天井里用土墼搭建一铺小型火炕,把锅灶烧饭的烟火进行改道,从室内的火炕引到天井的火炕中来。有的人家采取园畦育苗的方式,在避风朝阳的地上,整一个菜畦式的苗池,把地瓜种子密密麻麻插在苗池里,覆盖上沙子和草苫,从阳光中获取热能,促进芽子生发。相对于火炕育苗,这种方式的出芽速度比较缓慢,必须提前好多天安排。

社员自家育出的地瓜芽子,先种在自留地里,把剩下的芽子,一百棵捆成一把,拿到集市去卖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,一把地瓜芽子大约能卖两三角钱。

不管用什么方式育苗,拔了芽子以后的“地瓜母子”,人畜均可食用,但口感绝对没法跟育苗之前的地瓜相比。育苗之前的地瓜种子,外皮红润光滑,形体修长饱满;孕育出芽子以后,其能量转化给芽子,自身却变得干干巴巴、瘦骨嶙峋。蒸煮之后,给人的感觉是满口的粗糙纤维,原先的甜糯感再也找不到了,所以很不受人待见,大多被当成猪饲料,或者风干后当作柴草被烧掉了。

地瓜母子的命运结局,时常让我联想到那些儿孙满堂的老妪,她们用毕生的心血养儿育女,到了风烛残年,虽有满堂的子孙绕膝,但她自己却干瘪得毫无生机与活力。每次看到地瓜母子那种让人伤心惨目的景况,我都感到一种悲凉哀怜之意袭上心头。

地瓜苗子培育好了,紧接着就进入栽地瓜的环节。

生产队长会提前安排那些劳动技能比较成熟的状年人驶牛耕田,在耕耘过的土地上打地瓜垄。驶牛的人,套上牲口,挂上犁具,一只手握着犁把,并攥着缰绳,另一只手握着赶牛鞭,从容娴熟地犁出一道沟。这道犁沟是否笔直,是检验驶牛技能的主要标志。施牛人要紧盯着目测设定在远方地头的目标,通过发号施令,随时调整两头牛并行前进的方向。

犁沟产生了,后头有人用二三指宽的袢,在肩上斜背着装粪的笆斗,边走边用一只手往犁沟里扒拉土杂肥,名为施底粪。

在施了底粪的犁沟两侧,驶牛人赶着牲口再走一个来回,向中间翻上两犁子土,半米多宽的地瓜垄就打成了。但是,在麦收以后栽种莳瓜,一般不提前翻耕土地,土地就不像春天翻耕过的那么暄腾,驶牛的人就要扶着犁犋、赶着牛,来回走四趟,才能打出一道像样的地瓜垄。

驶牛,是个技术活。像我父亲那样的老把式,扶犁耕过的田地,深浅均匀,犁沟笔直;成片翻过的土地,犹如长龙翻鳞、整齐划一;恰似波涛翻滚,煞是壮观。技术差的人扶犁耕出的犁沟,左偏右拐,深浅不一;成片耕过的田地,则如苦瓜皮上的疙瘩,东偏西歪,高低不平。

我曾经也试着扶过一次犁,但根本扶不稳当,犁犋左右摇摆,犁铧不是脱离了中线,就是从地里浮了上来。那两头黄牛好像在故意戏弄我,硬是把我的指令当作耳旁风,要么耍赖罢工,要么猛拉快跑,搞得我惊慌失措、手忙脚乱。从那以后,我真是服气了,自信心也受到沉重打击。

当时年纪小,看着父亲他们一手扶着犁犋,一手握着鞭子,偶尔把鞭子搭在肩上,腾出一只手牵着缰绳,用口令使唤着两头拉犁的黄牛,要求黄牛偏左一点,就喊“咧咧咧咧”;要求黄牛偏右一点,就喊“啦啦啦啦”。在我的眼里,什么叫作成熟老练?什么叫作沉稳潇洒?唯此而已矣!

并排前行的两头黄牛,脖梗子上都戴着一副锁头。缰绳的一头,通过挂在牛角上的铁环儿,连着牛的鼻孔;缰绳的另一头,被驶牛人攥在手中。黄牛只好喘着粗气,脚踏实地、默默无闻地拉犁,偶尔发现地上有棵青草或野菜,往往经不住诱惑,就低下头来,嗅一嗅,却碍于套在嘴巴上的笼嘴而不得食之。

每当看到老黄牛这种艰辛和无奈,我就百感交集,内心就会升腾起无限的感慨、酸楚和敬重。

地瓜垄的主体有了,但既不光滑,也不平整。为了便于插蔓,队长就安排我这样的半劳力耧地瓜垄。

我们这些耧地瓜垄的少年,也跟驶牛的大人一样光着脚丫子,站在垄沟里,侧着身子,用猪八戒先生不离手的那种筢子,倒退着,一推一拖,一推一拖,将地瓜垄上的土坷垃耧碎,让半成品的地瓜垄变得板正而完美起来。这时,目光所及,都是经过自己耧过的地瓜垄:大坷垃捣碎了,高低凸凹之处平整了,慢慢地呈现出一排排笔直的地瓜垄,放眼望去,很像是在空白纸上有规则地划了一道道杠杠,自己在这些平行的杠杠中,恰似一个小小的音符。作为一个农民,看到这些可以继续在上面添枝加叶的作品,总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成就感从我心底涌起,简而言之,就是“累并快乐着”。

到了栽地瓜的时候,生产队里都是几十个人同时上阵,采取联合作战的方式,有的负责挑水,有的负责插蔓,有的负责浇水,有的负责扑拉窝儿。

挑水的,多半是年轻力壮的整劳力,他们每人一副担杖、两个水桶,从远处的水湾里把水挑到地里。他们一见有腾出来的空桶,就赶紧挑起来走人;水桶没有腾出来,他们就站着歇息一会儿。

插蔓的人,锅着腰,撅着腚,后退着,左手掐着一把地瓜苗,右手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支瓜苗的根须部位,按大约三十厘米的间距,用其余三个指头,在垄脊上向外撑出一个拳头大的坑儿,随即把捏住根部的地瓜苗插在坑内。

插苗人的后头,紧跟着有少年儿童用水瓢舀着水,把小土坑浇满。待水渗下去以后,再后头又有人跟上来,一手的拇指和食指捏着瓜蔓的茎部,把瓜蔓扶正,另一只手把周围的松土围拢起来,然后两手同时发力,往中间猛地一簇,摁结实,扑拉平整,一棵幼小的地瓜苗,就稳稳地立在地瓜垄上了。

插苗、浇水、扑拉窝,三道工序,贯穿于栽地瓜的全过程。

地瓜苗,是刚刚脱离了母体的幼苗,栽上以后,最怕烈日曝晒。如果栽上以后恰遇阴雨天,它几乎不打蔫儿,会一直挺着腰板,向下扎根要水分,向上长叶要阳光,继而便是展叶舒蔓,开始新的生命轮回。个别秧苗因为天旱而夭折,过几天,生产队长会安排人进行补栽。

芽瓜成活了,到麦收以后,会自由散漫地长出二尺多长的蔓子,这时,正是在麦茬地里栽种莳瓜的最佳时期。

栽莳瓜,不需用火炕培育地瓜苗了,而是用芽瓜的蔓子当苗子。我们一般是上午到芽瓜地里剪瓜蔓,带回村子里,大家利用午饭后的时间,坐在村前的树荫下,再按照十厘米左右的长度,一截一截地剪断,一把一把地捋顺好,当天下午再到坡里去栽种。这些只有梗和叶的地瓜蔓,栽到地里,照常能够生根发芽。地瓜这种生生不息的旺盛生命力,着实令人惊叹!

莳瓜生根发芽的时候,芽瓜的蔓子已经爬满了地瓜垄沟,与此同时,杂草也会跟着凑起热闹来。

那个年代,没有除草剂,丛生的杂草,会拼命地跟地瓜秧子争夺水土养分,所以锄草便成了农民的必修课。

越是在雨水丰沛的夏季,杂草生长越快,经常是刚刚锄完一遍,就来了一场雨,杂草很快又死而复生。

锄草,是三个人一组。前头的人,拿着两米左右的杆子,顺着垄沟,把瓜蔓翻向两边,闪出垄沟以后,跟上两个人,各锄垄沟一侧。这一沟锄完,翻蔓子的人再翻下一沟,锄地的两个人再跟上去锄下一沟……直到三伏天结束以后,大约需要锄三遍。

赶上雨水过多的天气,地瓜蔓子接触地面的部位,很容易扎根,一旦扎了根,这墩地瓜的总部养分就会被截留。如同税收,一旦被地方截留,中央财政就会亏空,就很难集中精力办大事了。同样的道理,养分被蔓子分散吸收了,根部的地瓜生长就会受到干扰。所以,每年夏天,生产队里经常组织人力,集中几天时间,成群结队地去专门翻瓜蔓。

经过半年的生长,春季栽种的芽瓜,大限已到,社员们刨地瓜、切瓜干,便提上了重要的日程。这是“三秋”大忙季节的战役性劳动项目,生产队长会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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